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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1127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1126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1126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319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1041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14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1141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1207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万），而常备兵兵数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4500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12世纪及13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2％）。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 -->>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1127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1126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1126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319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1041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14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1141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1207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万），而常备兵兵数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4500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12世纪及13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2％）。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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