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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工作,之所以拖到两个月后到了夏末才展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别山的剿匪战斗还在继续,一部分部队又被抽调成立了水利师,部队来回动荡。第二个原因是肖卓然迂回了一下。肖卓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荣军医院的医疗力量、设备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皖西城驻军伤病员情况进行了统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步骤和方案。肖卓然越过丁范生将这个报告呈交给行署陈专员,陈专员觉得这个报告很有见地,方法步骤也比较稳妥,就把丁范生和肖卓然叫去谈了一次话,要求荣军医院按肖卓然报告设计的步骤先行准备,不要盲目上马。

    丁范生还想坚持,凸起眼珠子说,新政权日新月异,我们也不能束手无策。不能等。我们很自信,坚决完成任务。陈专员说,没有设备,不能确定有没有战争遗留物,怎么做手术?丁范生说,我们的医生有经验,肉眼一看一个准。陈专员故意问肖卓然,是吗,你们的医生有这么神?肖卓然说,那只是偶然的成功,不能作为科学依据。陈专员说,是啊,做手术不是搞着玩的,要动刀见血的,打开了,里面没有弹片弹头,那不是让我们的同志白白挨刀吗?丁范生说,打开十个,找到一个,就是胜利。

    陈专员问肖卓然,你说呢?肖卓然说,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打开十个,找到九个都是失败。一方面,我们给那个白白挨刀的同志制造了痛苦;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一次失败的手术,就是一生的阴影。所以说,万无一失的手术,既保护伤员,也保护医生。陈专员说,这个要按科学规律来,不能盲目。肖卓然说,商周时期就有了对医生的考核标准,十全为上,十之失一为次,十之失四为下,十次手术错了四次,这个医生就不能当了。陈专员转向丁范生说,看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认为肖副院长的意见非常有见地、非常讲科学。我们这些老革命要虚心了,不能老是按照战争的思路干哦。丁范生阴沉着脸说,是!

    出了军管会的大门,丁范生对肖卓然说,好啊小肖,看不出来,你还会借势压人呢。肖卓然苦笑说,丁院长,我说服不了你,只好拉大旗作虎皮了。丁范生对着太阳看了半天,突然轰轰烈烈地打了两个喷嚏说,在战争年代,要是有人在背后做我的小动作,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肖卓然说,知道,枪毙!丁范生笑了,得意地拍了拍肖卓然的肩膀说,知道就好。不过说实话,要把设备准备充分了,要把人员培训熟练了,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听着不舒服,但是从陈专员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肖卓然说,是啊,人微言轻,陈专员是权威,一言九鼎啊!丁范生说,我看这个样子,你很快就人不微言不轻了。不过这是好事,年轻人嘛,随时都要挑大梁。

    一个月后,两台苏式x光透视机和一批麻醉手术器械运到了荣军医院,这两台x光透视机中,有一台是陈专员协调过来的,另一台是肖卓然四处奔波从原国民党江淮医科学校留用人员的手中募捐过来的。

    “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工作,第一例手术指定由汪亦适实施,这是丁范生指定的,丁范生再三交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本来不是个大手术,有了x光透视机,有的潜藏在体内的弹头弹片直接就能看得出来,盲目性的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但是因为几经风雨,加上丁范生大张旗鼓的宣扬,这项纯粹的业务工作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汪亦适还是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此也格外谨慎。第一张片子拿到手上,反复研究下刀的角度、路线、深度以及摘除的细节,甚至还在伤口周围画了三个方案图。无疑,手术相当成功,干净利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从伤员的大腿上取出一块平均直径约两公分的弹片。

    前十几例都比较简单,选择的伤员多数负过轻伤,通过x光透视机就能确认有无遗留和遗留位置,一般都在肌肉浅层。汪亦适一个上午做了三例,下午手熟了,做了五例,其中一次性地在一个伤员的体内挖出四块弹片和两粒石子。丁范生一直在“排雷现场”主现场就是汪亦适这里。汪亦适在做手术的时候,心里平静如水,只是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丁范生又让伙房给他做了四个糖水荷包蛋,端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才明白,他实实在在地为解放军、为新政权做了好事。

    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活动很快就在皖西驻军部队刮起了旋风,两万多人的部队里有一大半人都不同程度地负过伤,这一大半人里面又有一大半人怀疑自己体内有遗留残骸,有的部队甚至组建了重伤连、轻伤连、残疾连,陆续开到荣军医院做检查手术。医院的两台x光透视机昼夜运转,检查出了上千名确实需要手术的人,而且这些伤员都希望由汪亦适亲自手术。汪亦适马不停蹄地工作,光手术刀就用废了一斤多重,一个月下来,挖出的弹片弹头和其他残留物装了半脸盆。到了最后,剩下的多是疑难伤情,有的弹片嵌在骨头里,有的深入到腹腔,接近心脏或其他内脏器官,位置高危,入刀路线要越过动脉血管和重要神经。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做两台,有的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弹片弹头埋在伤员体内,却无法下手。即便这样,汪亦适还是声名大振,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半年之后,汪亦适已经是皖西城内外闻名遐迩的“排雷大王”了。到了这个份上,不光是部队的伤员,那些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斗争的干部和民兵,也有不少人来找汪亦适“探雷”、“排雷”

    现在,荣军医院的规范化建设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各科室的设备基本上名副其实了,医护人员也经过了正规的培训。肖卓然在院务会上提出,可以借鉴原国民党医科学校的做法,把行医和教学结合起来,一边救死扶伤,一边培训人才,一批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同时在医护培训班里兼职任教。这次丁范生没有反对,而是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年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肖卓然说,排雷成功,给我一个启发。我记得皖西城刚解放的时候,提出要把国民党留下的老房子推倒重来,建一座新大楼。当时你问我,建那么阔气的大楼干什么,劳民伤财。我细细一想,当时确实脑子发热,希望三年就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倒是又有冲动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富裕了,是可以考虑建一幢大厦。丁范生说,成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建大厦干什么?肖卓然说,就干一件事情,搞体检,把皖西地区的老百姓一个不落地体检一遍。丁范生说,异想天开。老百姓没灾没病的,体检他干什么,不是瞎折腾吗?

    肖卓然说,丁院长,从医学的角度看来,每个人都是病人,不过有大有小、有轻有重罢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我们几千年,老百姓很少有看病的机会,有病不知道,知道了没钱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就要关注他们的健康,排除埋藏在他们身体内部的“地雷”丁范生听了,半天不吭气,好长时间才说,想法不错,再搞一次“排雷”全民皆兵。肖卓然欣喜道,这么说丁院长同意了?丁范生说,同意,可是现在不现实。肖卓然叹气着说,是啊,眼下条件是不具备,但是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有一天早晨出操完毕,舒云舒跑来看汪亦适,红光满面,兴奋地对汪亦适说,亦适,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汪亦适洗着脸,头也不抬地说,我能有什么好消息?做手术成功,就是最大的好消息。舒云舒说,比做手术成功还要大的好消息。汪亦适说,你不会说给我介绍女朋友吧?舒云舒说,比介绍女朋友还要大的好消息。像你这样业务拔尖、品格优良的人,还能缺少女朋友?你的好消息是政治上的。汪亦适面无表情地说,难道说把我划到起义人员行列了,给我平反了?舒云舒说,什么起义投诚的,以你现在的声望,你就是俘虏,也无所谓了。汪亦适停住手,看着舒云舒说,那我就不知道这好消息是什么了,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的事情搞清楚,我当初是起义的,不是投诚的,更不是俘虏。舒云舒说,现在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解放后的表现。那些东西丝毫不影响你的政治待遇。汪亦适说,不,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在乎政治待遇,我在乎事实。舒云舒真诚地说,亦适,你怎么不明白啊!有了政治待遇,俘虏也好,投诚也好,起义也好,那都是历史了。入了党,历史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汪亦适正在擦脸的手停住了,把毛巾扔进脸盆里,看着舒云舒问,你是说,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舒云舒说,是啊,我是第二党小组的组长,组织上分工我当你和程先觉的入党介绍人。汪亦适问,程先觉也要入党?舒云舒说,是啊,程先觉已经写了六份入党申请书了,积极向组织靠拢。你虽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是组织上了解你,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太忙了,所以丁院长,哦,不,我们医院的党总支书记丁范生同志说,对于汪亦适这样的同志,要有特殊的政策。汪亦适怔住了,久久地看着舒云舒,眼睛有些潮湿。舒云舒说,入了党,我们不仅是同志,更是先进组织的一分子,那时候我们有想法、有顾虑、有建议,都可以直接在党的会上提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个人委屈了。汪亦适半天没有做声,很长时间后才说,不,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舒云舒疑惑自己听错了,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问道,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汪亦适看着东边逐渐洇开的朝霞,吐字清晰地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条件还不成熟。

    郑霍山出事的消息,最早是程先觉知道的。程先觉到行署卫生局报统计,遇上了在医科学校时期的同乡同学方得森,方得森在地方医院工作,也是来报统计的。程先觉夹着公文包满面春风往里进,方得森夹着公文包低着脑袋往外出,面如死灰,神情慌张。程先觉说,那不是方得森吗,急急忙忙地干什么?方得森见是程先觉,迟疑了一下站住了,鬼鬼祟祟地四处看了一圈说,是程先觉啊,你怎么来了?程先觉说,奇怪,我怎么不能来?我跟你一样,是来报统计的。方得森说,老程,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程先觉说,消息多了,革命形势大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如火如荼,方圆三百里家喻户晓。

    方得森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程先觉说,没有,我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方得森东张西望,然后对程先觉说,你过来,我们到门外小河边说话。程先觉说,我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跟你扯淡,有话就在这里说。方得森说,你真的什么消息都没听到?程先觉见方得森神情异样,也感到问题严重,扶扶眼镜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如丧考妣的?方得森说,我刚刚才在卫生局听说,俘虏学习班出事了,三名俘虏夺枪潜逃,被打死一名,李开基自杀未遂,已经被关到监狱了。楼炳光和郑霍山被送到公安局审讯了,据说都是叛乱分子。

    程先觉吃了一惊,问道,你听谁说的?我们上个月见着他们,管教干部还说,只要表现好就可以从轻发落,为人民服务。方得森说,现在情况变了,听说国民党特务破坏得厉害,大别山区暗杀了几个新政权的干部,他们还在淮河上游投毒,炸掉了解放军的兵工修理厂。还有国民党地下特务联络原医科学校的师生,准备潜逃到台湾去,已经有不少人上了贼船。不光是俘虏学习班的人受牵连,听说我们这些旧军队、旧政府的留用人员,都要受到审查。动静闹得这么大,你们军队医院消息灵通,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方得森说得活灵活现,程先觉听得毛骨悚然,脸都木了,张口结舌地说,怎么会,怎么会,这不是节外生枝吗,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你莫不是听错了?方得森说,你认识裘法然吧,也是预干队的,原先留在卫生局防疫科当文员,现在你见不到了,听说也受了牵连,被隔离审查了。程先觉木了半天,稳住神说,如此说来,他们都是上了贼船的才受牵连,我们又没有上贼船,有什么好紧张的?方得森说,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么一折腾,所有旧军队、旧政权留用人员都要受到怀疑。程先觉强打精神说,我不怕,我劝你也不要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拿不出我上贼船的证据,他就是怀疑到天上去我也不怕。

    程先觉说得慷慨激昂,表面上做出一副自信坦然的样子,但是,同方得森分手之后,他的心里还是压上了一块石头,而且这石头越来越重,以至于后来坐在张科长的办公室,递交“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统计表的时候,手都有点颤抖。公事办完,张科长若无其事地问这问那,甚至还问到了医院喂了几头猪,尤其还提到了他和汪亦适是同学,似乎对汪亦适的情况比较感兴趣,对于他同肖卓然和汪亦适是同学这层关系也很感兴趣。张科长原先就是解放军师供给部的,现在也还穿着军装,这个时候的行署卫生局,实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还兼着警备区的卫生处。所以,张科长那些实际上平平常常的家常话,在程先觉此刻的心里,也变得不再平常了,好像句句都是旁敲侧击,句句都暗藏玄机。

    程先觉在张科长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疲于应付,不一会儿脑门上就冒汗了。张科长这才发现程先觉的异常,关怀地问,小程,你怎么啦,是不是发烧了,要不要派人带你到机关卫生所看看?程先觉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说,没关系,我是太热了。张科长奇怪地说,不会吧,这都秋天了,你看,我都穿上夹衣了。程先觉说,我是激动的。张科长更奇怪了,笑问,你激动什么?程先觉说,我是因为张科长表扬我们“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我感到这是上级对我们的肯定和鼓舞,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张科长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程先觉的面前,伸手摸摸程先觉的前额说,小程,我看你是真发烧了,还是到机关卫生所看看吧,回荣军医院还有好长一段路呢。程先觉慌不迭地说,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张科长,我已经汇报完了,我走了。张科长说,我看你精神恍惚,就这样走行吗?程先觉说,张科长,我是在你这屋里闷的,出了门就好了。说完,夹起公文包就走,走到门口,想起来没有给张科长敬礼,又转身,人还没有站稳,就摇摇晃晃地给张科长敬了个礼。

    程先觉骑着脚踏车回到荣军医院,没有马上到办公室,而是躲进自己的宿舍反思,前前后后,细细节节。首先,他排除了自己上贼船的可能性。从行署卫生局回来的路上,他曾经一度恍恍惚惚,大约是过于紧张,他疑惑是梦,真搞不清楚他自己是不是上了贼船,恍惚中似乎真的有人来找过他,许诺他到台湾必有重用,金钱美女升官发财,他恍惚也应承下来了,表示要见机行事。但是,坐在自己的宿舍里,他想明白了,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完全是幻觉,完全是被吓出来的。其次,他回顾了解放后这段日子自己的表现,一桩桩一件件,他唯丁院长马首是瞻,紧跟在肖卓然的屁股后面,他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自作主张多做一件事情,对上对下一律笑脸相迎,对内对外统统毕恭毕敬,入党申请书他写了六份,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决心表达得够充分的了。医院开展重大活动,譬如“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虽然他没有像汪亦适那样在一线没日没夜地做手术,但是他作为业务股长,指导手术,协助培训,负责保障,接送伤员,后期监控医疗,也都做得滴水不漏。应该说,他没有留下什么问题。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呢,没有了。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心里就是不踏实。

    过了两天,果然有风声传来,说地方一些部门和机构,已经实行留用人员重新登记了。这无疑就是个信号。一时间,在旧政权和旧军队的留用人员中风声鹤唳,传言四起。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共产党解放军刚刚解放皖西城的时候,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也出于急于恢复秩序的需要,暂时利用了旧政权和旧军队人员。现在,老蒋跑到台湾了,共产党的江山坐稳了,解放军腾出手了,开始收拾这些旧人员了。再加上旧人员当中确实有顽固的反动派,勾结大别山残余的匪特,煽动留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暗杀新政权的干部,破坏城市设施,散发反动传单,这就使得共产党解放军对留用人员的信任度大大降低。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完全是必要的。

    程先觉思前想后,判断自己即将面临的问题。他一遍一遍地梳理自己方方面面的表现,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是他还是心虚。他一直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忐忑不安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他总算有一点明白了,他没有做坏事,没有搞破坏,没有同匪特勾结,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他以前没有做过坏事,譬如国民党三十六师在蚌埠跟解放军打仗的时候,他作为见习医官,也曾经被派到前线去为国民党军队包扎伤兵,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把柄。这样的事情肖卓然也做过,但是他能跟肖卓然比吗?肖卓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去做那件事情,不仅可以理解是为了掩护身份,还有可能干脆就是奉命行事,到前线搜集国军情报的。

    让程先觉略感安慰的是,这种事情汪亦适也做过,现在留用的人员中,很多人都做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身份不一样,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解放军应该既往不咎,再说也罚不责众。这样一想,程先觉就好受一些了,但还不是彻底解脱。终于有一天,他想起了一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程先觉就不禁冷汗涔涔了。他想起的是皖西城解放前的一天,关于起义的那桩事情。程先觉并没有糊涂,那天本来是汪亦适劝说他起义,并让他先走一步,向解放军说明,汪亦适继续劝说郑霍山。按说,在这件事情上,汪亦适比他主动、比他做得多、比他功劳大。可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汪亦适迟迟未到。而就在他程先觉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的时候,天上掉下个肖卓然,他一举成了起义者,而汪亦适从此成了俘虏。刚到三十里铺城市建设学习班的时候,他无比庆幸,他明白自己是一脚跨进了新政权,而汪亦适一脚跌入到烂泥坑。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不是他程先觉能够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主宰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责任。

    可是,仍然有问题,半夜里程先觉常常在梦中惊醒。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句话上。

    在三十里铺学习班的时候,他被称为有志之士、积极分子、解放功臣、人民朋友。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眼看着锦绣前程从远处款款飘来。就在这期间,汪亦适的管教干部去向他了解汪亦适在解放皖西城战斗中的表现,因为汪亦适声称自己是起义者,程先觉就是他劝说成功的。程先觉的脑子当时转了一下,不,他不能承认他是被汪亦适劝说的,他是主动的、义无反顾的起义者。既然他在见到肖卓然的时候没有说明他是汪亦适劝说过来起义的,那么现在他仍然不能这么说,将来也不能承认,否则就是对党隐瞒事实真相,否则就是不老实,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就这一念之差,导致他矢口否认他是汪亦适劝说起义的,从而也使汪亦适有口难辩。

    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短错扯出长错,小错酿成大错,终于不可收拾了。终于,现在麻烦了。既然要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那么这段历史会不会被挑出来重新说起,汪亦适会不会坚持?假如舒云舒、郑霍山、李开基等人都给汪亦适证明,假如共产党真的采取心理战术,或者严加审讯,他会不会把持不住说了真话,把那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说出去?一旦说出去,他即便不被扣上欺骗组织的帽子,也一定会落个卑鄙小人的下场!程先觉的精神苦难从此就开始了。

    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传来,李开基并非自杀,他和另外一名被俘在训的原医科学校少尉见习医官当真接到大别山匪特的拉拢信,也确实萌发了潜逃的念头,结果被管教干部察觉。在李开基和这名医官潜逃的时候,皖西公安机关将计就计,联系部队暗地跟踪,击毙六名特务,其中包括潜逃的那位医官学员,抓获两名,李开基已移交司法机关审判。

    郑霍山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是因为屡次写信揭发——实际上多数是莫须有罪名——楼炳光,终于被管教干部侦破,郑霍山的问题定性为“破坏劳动改造,企图搅浑水,以乱视听”他被司法机关收审是不错,但是没有审出大的问题。他说学习班太枯燥了,他不堪忍受天天脱砖坯的生活,他想有点娱乐活动,反正楼炳光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看看他的笑话,看他日复一日汗流浃背地脱砖坯,权当看大戏了。据说司法机关很恼火,指责俘虏学习班半年的管教对这个人基本上没起作用,下一步只能劳教了。

    肖卓然听说郑霍山要被劳教,十分惊诧,因为上次在三十里铺,虽然郑霍山阴阳怪气地跟大伙胡搅蛮缠,但是凭肖卓然对他的了解,其实他是外强中干,他以不配合、不妥协的外衣掩盖他的虚弱。郑霍山这个人并不像他表现得那样一切都不在乎。他在乎得很,他最在乎的,一是面子,二是台阶。

    一个月前肖卓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到三十里铺去看望郑霍山,可以说是建设性的。皖西城刚刚解放,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戒备隔膜,包括丁范生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肖卓然会带着那么多人去看望一个表现并不好的原国军见习医官。但是肖卓然就是去了,而且不是偷偷摸摸,是大张旗鼓,并且请郑霍山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持各种看法的都有。有的认为肖卓然虽然当了解放军医院的领导干部,但是旧的习气还没有克服,身上有国民党江湖的做派,毕竟出身于国军医科学校嘛!也有人认为,肖卓然在这时候向城工部提出要对郑霍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拯救一个迷路的人,体现出了这个青年政治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还有人认为,肖卓然此举是哗众取宠,争取人心。

    丁范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关心的是,这个郑霍山是不是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原国军江淮医科学校数一数二的高才生。他现在需要人才。至于说郑霍山此人思想顽固,对解放军成见甚深,丁范生统统不在乎。丁范生的理论是,这个人只要有用,就搞过来用,我们共产党人什么人改造不了?笑话!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能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得稀里哗啦,还改造不了一个郑霍山?那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肖卓然曾经详细地汇报过郑霍山的情况,信誓旦旦地向丁范生保证,这个人并无罪恶,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大追求的人。他的问题主要是性格上的,过于自信,刚愎自用,而且极其自尊。只要给他台阶,下上功夫,总有一天,他会就坡下驴,对于新政权的医疗事业有益无害。争取过来了,就多一份力量;放任不管,就多一份麻烦。

    留用人员要重新登记,不是讹传。没过多久,军管会果然来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干部,要求各行政部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厂矿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普查。重新登记的人员包括旧政权、旧军队遗留的公职人员。所谓重新登记,是官方语言,其实就是政审。其内容包括审查、甄别、外调,重新登记的对象包括主动归附新政权的人员、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如此一来,程先觉也在重新登记之列,汪亦适自然更是必过此关,关于发展程先觉和汪亦适入党的计划,还没出头,便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程先觉必须说清楚的内容包括历史表现、家庭背景、起义的思想动机、起义见证人、起义过程等。按说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起义者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程先觉在政治处谈过话之后,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本来,他已经被理所当然地划到了起义者的行列,并且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将近半年起义者的待遇,差点儿就被发展为党员了,没想到祸从天降,转眼之间就成了被审查对象,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要让程先觉说清楚起义动机和起义过程,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再一次隐瞒汪亦适劝说他起义的事实,这个错误既然已经开了头,就断无纠正的可能,一旦纠正了,他就真的是不老实,真的是欺骗组织了。就算在汪亦适的问题上他自己能够咬紧牙关,但是汪亦适会不会再把问题挑出来?汪亦适也需要保护自己,他不可能舍己为人隐瞒那个事实,他肯定要实话实说。那么组织上是相信汪亦适还是相信他?他拿不准。但是他感觉组织上有可能宁肯相信汪亦适而不一定相信他,因为汪亦适在近半年来的表现,已经不动声色地获取了多数人的好感。

    后来的事实表明,汪亦适在接受审查的时候,的确是实话实说了。审查汪亦适的是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于建国,在解放皖西城的时候,于建国是营教导员,率领部队攻打小东门的就是他,被郑霍山走火打伤的战士马三柱就是他的警卫员,要不是于建国及时喊了一声“枪口向上”汪亦适早就一命呜呼了。于建国对汪亦适颇有好感,谈话的时候以礼相待。于建国说,汪医生,你不必紧张,一个政权消亡了,另一个政权建立了,对于留用人员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梳理,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对同志负责。汪亦适坦然地说,我不紧张,我反而感到高兴。共产党办事认真,实事求是,这让我感到安慰。于建国说,其实你的投诚表现,我就可以作证。我们还没有交火的时候,就接到命令,说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医科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一直喊话,能不开枪就尽量不开枪。我听见了你的回答,目睹了你向我方投诚的全部经过,也判断出你是一个文化人而非铁杆反动派,所以我还交代部队要保护你,枪口向上。汪亦适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后来一直庆幸,那么密集的子弹,居然让我这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躲过了,原来是贵人相助。

    于建国说,贵人相助谈不上,我们都是中国人,建设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读书人。至于投诚经过你可以不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投诚动机,是因为保存生命的需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汪亦适突然激动起来了,好像受到了侮辱,声音很高地说,于主任,你太小看我了,我既不是为了保命,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实上我在感情上是厌恶国民党的,是希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的。我在皖西解放的前三天,就向我们的一位同志表露过我的心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识时务,但是我不会违背天意。于建国来了兴趣说,哦,这话是什么意思?汪亦适说,就是弃暗投明的意思。于建国说,你有没有明确地说过要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军或者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进城?汪亦适说,没有。于建国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为什么要含糊其辞呢?要知道,同样的话,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汪亦适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地下党。于建国说,能告诉我这位同志是谁吗?汪亦适说,既然我和她说的话不能证明我有起义的动机,也就没有必要说出这位同志了吧?

    于建国严肃起来了说,汪医生,我这是代表组织给你谈话,面对组织,我们应该知无不言。汪亦适不吭气,他不想说出舒云舒的名字,他不希望把舒云舒扯进他的倒霉事情里面。于建国说,为什么不能说出这位同志是谁呢?是不相信组织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汪亦适说,都不是。因为我当时说的话确实模棱两可,再说出来没有意义。于建国盯着汪亦适,长时间地观察他的表情。汪亦适禁不住这样的目光,心里不禁有点发毛,神情也就不自然起来,两手揪着衣襟说,因为这个同志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的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别人,尤其是没有必要的牵扯。于建国笑了说,好,这里面可能有点私事,我们暂时不予追究。你接着说,你的关于起义的想法,还对谁说过?汪亦适如获大赦,毫不含糊地说,解放皖西城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一封起义号召信,要求我们到风雨桥头,那里有解放军接应我们,我劝说同宿舍的程先觉参加行动,他答应了。我又去找另外一个同学郑霍山,他当时有点动摇,加上政训处的行动组长李开基的威胁,郑霍山迟迟没有下决心,这样就耽搁了时间。后来李开基让人给我们发了枪,出于无奈,我们只好跟他到了小东门。我是趁乱起义的,但是没想到你们的攻势那么猛,一步之差,起义没有机会了,我在投诚的过程中成了俘虏,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于建国问,你劝说程先觉和郑霍山起义的事情,有谁能够证明?

    汪亦适说,他们都不承认,我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于建国说,这件事情还是说不清楚。不过,你投诚是事实,而且投诚之后表现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我们将继续调查。你要相信组织,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希望你能放下包袱,继续工作。

    政治处于主任同汪亦适谈话之后,再一次找程先觉谈话。程先觉还是一口咬定解放皖西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主动前往风雨桥头起义的,肖卓然可以为他作证。于建国再三追问,在他前往风雨桥头之前,有没有同汪亦适接触。程先觉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们两个人确实讨论过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他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去风雨桥投奔解放军,我当时就表态立即行动,他也说要去风雨桥,但是又有点犹豫,又说他要到图书馆还书。我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我还以为他直接去了风雨桥,再后来我听见枪声响了起来,我再也不能等了,拔腿就往风雨桥跑,路上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兵。后来听说他被俘了,我很惊讶。不过,依我对汪亦适的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感情的。他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虽然不问政治,但是从平时言谈中,也能听出来他对国民党军队是不满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所以后来听说他被定性为投诚,我完全相信。要不是一念之差,或者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起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程先觉这次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要害的环节上既没有推翻原先的说法,同时也巧妙地说了一些有利于汪亦适的话,不像当初在三十里铺张管教问他的时候,一推三六五,功劳都是自己的,别人是个什么压根儿不管。这大约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轻率从事的缘故。但是于建国不理睬他的拐弯抹角,抓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穷追不舍。于建国问,你和汪亦适两个人,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到风雨桥头的?程先觉琢磨了一阵子才说,是他最先说出了接应地点是风雨桥,我最先提出去风雨桥。于建国问,也就是说,还是你最先提出去风雨桥?程先觉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于建国盯着程先觉说,程股长,请你再次确认,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去风雨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如果我们调查出同你的证词不相符合的事实,后果你恐怕也是清楚的。程先觉紧张了,脑门上油光闪亮。他掏出手绢,擦了脑袋又擦眼镜,过了很长时间才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最先说的,不,是我最先说的,不,我们两个都说要去风雨桥。

    事情到了这一步,汪亦适的问题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程先觉谈过话,通过上级组织协调,于建国又到三十里铺,找正在司法机关接受审查的郑霍山和李开基谈话。这回,郑霍山也说了一半实话。郑霍山说,那天晚上,汪亦适找到我,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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