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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康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慢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河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工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撩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维、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交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彻字据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相谅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旺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400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20000两。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此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做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高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询、皇五子常治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治为太子。于是,以由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对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年立常治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土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询。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企事李馆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回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未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未批说,他早已声明不难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太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土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目的绘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清立之议,明缀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硬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珠戮的。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燎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土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询,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做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规定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供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询之母则为是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询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询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晚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钢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助之序册立常在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0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询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词,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官闹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土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词。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日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4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胭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预者及其全部计划。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询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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