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水能倒流时,人无再少年。[ 78小说网 https://www.78xs.cc]
“我的一生,”他用执着的口气强调,“就是侍奉神明。”
黄昏降临。从路边经过顺便进来的信徒开始增多。耶尔也将白瓷砖和湿婆像擦拭干净,点燃油灯,坐下来等待供奉。他小声地念着咒语,摇着铃铛,空气中荡漾着灯油和檀香的味道,有一种神秘而昏暗的气氛。
整个马杜赖,整个印度,信徒们都在大大小小的神庙中进行着类似的礼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千年来,不曾改变。即便写这篇文章时,我似乎仍能闻到小庙中那股檀香的味道,看到在风中舞蹈的火苗,舔舐着耶尔的轮廓。那几乎成为马杜赖留给我的明信片一般的印象。
母亲和乌托邦
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粘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里——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里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当地人称她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里的“母亲”是一位“脱离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里不远的荒地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里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我在本地治里休整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里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卜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卜赛人。一般来说,吉卜赛人更黑也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卜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里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里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里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本地治里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里成为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坐垫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20世纪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
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居民两千两百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工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旅馆里也住着一些有竞争力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们住下来是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入籍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一旦成为正式居民,就肩负起某种道德责任。几乎没有随便退出的人,因为那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的严重伤害。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一份常住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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