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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立时离开了那房间。
我知道，半分钟后，米契就会清醒过来，而半分钟的时间，已足够使我离开这里了。
我来到了外面的大堂，那些教徒，仍然摇摆着身子，在唱着，我也听到，他们所唱的，和录音带上的那种“哀歌”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当我驾着车，驶离梵勒车厂的时候，我心中着实沮丧得可以。
本来，一件疑案，已可以水落石出，但是现在，却又变得茫无头绪！
我和熊逸推断黄博宜是死在一个邪教组织之手，本来那只是我们两人的推断，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可是那却是我唯一可以遵循的路，现在此路不通，我茫然无所适从。
驾着车在公路上疾驰，直到我看到了一辆警方的公路巡逻车，我才想到该怎么做。
我应该到警局去，去查看黄博宜汽车失事的资料，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我直往调查失事经过的那个警局，当我说明了来意之后，一个警官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你怀疑甚么？这是一件普通的交通意外。”
我道：“我怀疑那是谋杀，一件十分神秘的谋杀，是以想知道当时的情形！”
由于我一到警局时，就向那位警官展示了国际警方发给我的一份特别证件，所以，警官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他道：“好的，一切纪录，我们都保存着。”
在他的带领下，我到了另一间房间中，另一个警员，拿来了一个文件夹，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那文件夹中是失事时的照片，和主理这件案子的警官的报告书，我开始仔细地阅读着。
当我看完了那份报告，和那些汽车失事的照片之后，我发现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我的错误是，我听信了想像力丰富，又不明真相的熊逸的话，以为黄博宜是被谋杀的。而从一切文件看来，正如那位警官所说的：你疑惑甚么呢？这实在是一件普通的交通失事。
像那样的汽车失事，美国每一年有好几十宗！
当我离开警局时，天色渐黑，我驾车到黄博宜的住所。
一面驾着车，一面我不断地在思索着。黄博宜死于汽车失事，这一点，如果得到肯定的话，那也就是说，黄博宜的死，和那卷录音带，一点关系也没有。必须先撇开黄博宜的死，单独研究那卷录音带的来源！
这样一来，事情可以说是复杂得多，但也可以说单纯得多。
至少，黄博宜并不是因为那卷录音带而死，我可以专心一致，在那卷录音带中下功夫！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我携着那卷录音带，走遍了大规模的电脑语言中心，目的是想弄清楚那首哀歌，那种单音节的歌词的内容。其中有一具大型电脑，可以说有九百六十多种印度方言，一千二百多种中国方言，而且，电脑还能根据储存的资料，来判断它未曾储存的语言属于哪一类。
但是，半个月下来，我还是失望了。
我所得到的，只是判断，而不是准确的，肯定的答案。判断和我所下的大同小异。我在一听到录音带中的那首哀歌之际，就断定那首哀歌，是出自东方人之口，电脑的判断，只不过肯定那出于中国人之口而已。
在电脑中储存的资料中，无法判断出这首哀歌的歌词，是用中国哪一个地方的方言所唱出的。
既然连这一点都无法断定，那么，自然无法进一步知道歌词的内容！
我又有了另一个设想，我猜想，那可能是中国帮会的一种隐语。关于这一点，我倒不必担心甚么，因为我的岳父白老大，正是中国帮会中极其杰出的人物，他熟悉一切帮会的隐语，而他目前正在法国南部的乡下隐居，我于是又带着那卷录音带，特地到法国去走了一趟，请教我的岳父。
一样没有结果，我唯一的收获，是在风光明媚的法国，享受了三天宁静的生活。
白老大以他在中国帮会中的地位之尊，对帮会隐语的熟悉，他也听不懂那首歌词的内容，在我临走前，他拍着我的肩头：“这件事，我看你还是别在帮会隐语中动脑筋了，在我听来，那不属于任何帮会的隐语，别白化功夫。”
但是，在我临上飞机的时候，他却又对我说：“自然，我对于帮会隐语的经验，全是过去的，时代在日新月异，谁知道现代帮会的隐语是怎样的？”
他的这几句话，陡地提醒了我，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我所想到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中国人，其中有些中国人，可能由于过去的渊源，或者是由于新的环境，一样可以有帮会的组织。
中国的帮会组织精神，在美国延续，侠义部分退化，而犯罪部分加强。
黄博宜是中国人，是不是他和那一类的帮会组织发生了关系呢？
要弄明白这一点，必须从广泛调查黄博宜的日常生活，日常所接触的人这一方面着手，这自然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
回到了美国，第二天，我的调查，便有了一点眉目，我查到，黄博宜在他工作的地点，总共不过三家中国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黄博宜和他们的来往，维持着很平常的关系。
而那三家中国人，也决计不可能是帮会分子。
另外一点，却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那就是黄博宜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到旧金山去一次。
他到旧金山去是做甚么？旧金山有着举世着名的唐人街，在旧金山，聚居着许多中国人，自然良莠不齐，难免有一些古怪的人在其间的。
我在黄博宜的私人书信中，发现他经常和旧金山的一个地址通信，对方的收信人，是一位“安小姐”
有了那样的线索，第二天就到了旧金山，那个地址是一幢相当旧，但是却维修得很好的房子，当我按了门铃之后很久，有一个人将门打开了几寸，向我望来。
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体格极其强健，他的一只手，把在门口，从他的手指骨突出这一点看来，这个人在技击上一定下过很大的功夫。
他的神情，极不友善的，瞪着眼：“你找甚么人？”
他说的是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英语，我回答道：“我找安小姐！”
那人的态度更恶劣了，他大声道：“这里没有甚么安小姐，走！”
随着那个“走”字，他“砰”地将门关上，我早就料到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了，所以我随身带着一封安小姐给黄博宜的信。
我再按门铃，那人又声势汹汹地开了门，喝道：“告诉你没有！”
我平心静气地道：“先生，请你听我说几句话，别那么大火气好不好？”
那人没好气道：“你想说甚么？”
我将那封信取了出来：“请看，这封信，是这里寄出来的，发信人是安，她是一位小姐，我现在要见的就是她！”
那人一伸手，将我手中的信，抢了过去，他动作粗鲁，向那封信看了一眼，便将之抛了出来：“她本来住在这里，已经搬走，别再来骚扰！”
随着他讲完了话，他又“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后退了一步，拾起了那封信。
在那刹间，我心头大是疑惑！
那位安小姐，那个人开始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又说她搬走了！
那卷录音带上的女子的尖叫声，发出如此绝望呼声的女子，会不会就是安小姐？这位安小姐，和黄博宜关系十分密切，是不是这位安小姐出事时的声音，纪录了下来，而又寄给黄博宜的呢？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中陡地一亮，熊逸曾说过，黄博宜是一个驾驶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十分小心的人。
但是，那只是在平常的情形之下而论，如果他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大胆地假设，一个他心爱的人，有了意外，那么他会怎样呢？他自然会心慌意乱，神经紧张，汽车失事也就在那样的情形下发生！
我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黄博宜在一听到了录音带中的尖叫声之后，就认出了是安小姐的声音，是以他才心慌意乱。
我感到我的推测离事实越来越近，现在，唯一不能解释的，是为甚么黄博宜要将那卷录音带寄给熊逸，而不交给当地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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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立时离开了那房间。
我知道，半分钟后，米契就会清醒过来，而半分钟的时间，已足够使我离开这里了。
我来到了外面的大堂，那些教徒，仍然摇摆着身子，在唱着，我也听到，他们所唱的，和录音带上的那种“哀歌”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当我驾着车，驶离梵勒车厂的时候，我心中着实沮丧得可以。
本来，一件疑案，已可以水落石出，但是现在，却又变得茫无头绪！
我和熊逸推断黄博宜是死在一个邪教组织之手，本来那只是我们两人的推断，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可是那却是我唯一可以遵循的路，现在此路不通，我茫然无所适从。
驾着车在公路上疾驰，直到我看到了一辆警方的公路巡逻车，我才想到该怎么做。
我应该到警局去，去查看黄博宜汽车失事的资料，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我直往调查失事经过的那个警局，当我说明了来意之后，一个警官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你怀疑甚么？这是一件普通的交通意外。”
我道：“我怀疑那是谋杀，一件十分神秘的谋杀，是以想知道当时的情形！”
由于我一到警局时，就向那位警官展示了国际警方发给我的一份特别证件，所以，警官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他道：“好的，一切纪录，我们都保存着。”
在他的带领下，我到了另一间房间中，另一个警员，拿来了一个文件夹，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那文件夹中是失事时的照片，和主理这件案子的警官的报告书，我开始仔细地阅读着。
当我看完了那份报告，和那些汽车失事的照片之后，我发现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我的错误是，我听信了想像力丰富，又不明真相的熊逸的话，以为黄博宜是被谋杀的。而从一切文件看来，正如那位警官所说的：你疑惑甚么呢？这实在是一件普通的交通失事。
像那样的汽车失事，美国每一年有好几十宗！
当我离开警局时，天色渐黑，我驾车到黄博宜的住所。
一面驾着车，一面我不断地在思索着。黄博宜死于汽车失事，这一点，如果得到肯定的话，那也就是说，黄博宜的死，和那卷录音带，一点关系也没有。必须先撇开黄博宜的死，单独研究那卷录音带的来源！
这样一来，事情可以说是复杂得多，但也可以说单纯得多。
至少，黄博宜并不是因为那卷录音带而死，我可以专心一致，在那卷录音带中下功夫！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我携着那卷录音带，走遍了大规模的电脑语言中心，目的是想弄清楚那首哀歌，那种单音节的歌词的内容。其中有一具大型电脑，可以说有九百六十多种印度方言，一千二百多种中国方言，而且，电脑还能根据储存的资料，来判断它未曾储存的语言属于哪一类。
但是，半个月下来，我还是失望了。
我所得到的，只是判断，而不是准确的，肯定的答案。判断和我所下的大同小异。我在一听到录音带中的那首哀歌之际，就断定那首哀歌，是出自东方人之口，电脑的判断，只不过肯定那出于中国人之口而已。
在电脑中储存的资料中，无法判断出这首哀歌的歌词，是用中国哪一个地方的方言所唱出的。
既然连这一点都无法断定，那么，自然无法进一步知道歌词的内容！
我又有了另一个设想，我猜想，那可能是中国帮会的一种隐语。关于这一点，我倒不必担心甚么，因为我的岳父白老大，正是中国帮会中极其杰出的人物，他熟悉一切帮会的隐语，而他目前正在法国南部的乡下隐居，我于是又带着那卷录音带，特地到法国去走了一趟，请教我的岳父。
一样没有结果，我唯一的收获，是在风光明媚的法国，享受了三天宁静的生活。
白老大以他在中国帮会中的地位之尊，对帮会隐语的熟悉，他也听不懂那首歌词的内容，在我临走前，他拍着我的肩头：“这件事，我看你还是别在帮会隐语中动脑筋了，在我听来，那不属于任何帮会的隐语，别白化功夫。”
但是，在我临上飞机的时候，他却又对我说：“自然，我对于帮会隐语的经验，全是过去的，时代在日新月异，谁知道现代帮会的隐语是怎样的？”
他的这几句话，陡地提醒了我，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我所想到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中国人，其中有些中国人，可能由于过去的渊源，或者是由于新的环境，一样可以有帮会的组织。
中国的帮会组织精神，在美国延续，侠义部分退化，而犯罪部分加强。
黄博宜是中国人，是不是他和那一类的帮会组织发生了关系呢？
要弄明白这一点，必须从广泛调查黄博宜的日常生活，日常所接触的人这一方面着手，这自然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
回到了美国，第二天，我的调查，便有了一点眉目，我查到，黄博宜在他工作的地点，总共不过三家中国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黄博宜和他们的来往，维持着很平常的关系。
而那三家中国人，也决计不可能是帮会分子。
另外一点，却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那就是黄博宜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到旧金山去一次。
他到旧金山去是做甚么？旧金山有着举世着名的唐人街，在旧金山，聚居着许多中国人，自然良莠不齐，难免有一些古怪的人在其间的。
我在黄博宜的私人书信中，发现他经常和旧金山的一个地址通信，对方的收信人，是一位“安小姐”
有了那样的线索，第二天就到了旧金山，那个地址是一幢相当旧，但是却维修得很好的房子，当我按了门铃之后很久，有一个人将门打开了几寸，向我望来。
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体格极其强健，他的一只手，把在门口，从他的手指骨突出这一点看来，这个人在技击上一定下过很大的功夫。
他的神情，极不友善的，瞪着眼：“你找甚么人？”
他说的是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英语，我回答道：“我找安小姐！”
那人的态度更恶劣了，他大声道：“这里没有甚么安小姐，走！”
随着那个“走”字，他“砰”地将门关上，我早就料到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了，所以我随身带着一封安小姐给黄博宜的信。
我再按门铃，那人又声势汹汹地开了门，喝道：“告诉你没有！”
我平心静气地道：“先生，请你听我说几句话，别那么大火气好不好？”
那人没好气道：“你想说甚么？”
我将那封信取了出来：“请看，这封信，是这里寄出来的，发信人是安，她是一位小姐，我现在要见的就是她！”
那人一伸手，将我手中的信，抢了过去，他动作粗鲁，向那封信看了一眼，便将之抛了出来：“她本来住在这里，已经搬走，别再来骚扰！”
随着他讲完了话，他又“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后退了一步，拾起了那封信。
在那刹间，我心头大是疑惑！
那位安小姐，那个人开始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又说她搬走了！
那卷录音带上的女子的尖叫声，发出如此绝望呼声的女子，会不会就是安小姐？这位安小姐，和黄博宜关系十分密切，是不是这位安小姐出事时的声音，纪录了下来，而又寄给黄博宜的呢？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中陡地一亮，熊逸曾说过，黄博宜是一个驾驶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十分小心的人。
但是，那只是在平常的情形之下而论，如果他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大胆地假设，一个他心爱的人，有了意外，那么他会怎样呢？他自然会心慌意乱，神经紧张，汽车失事也就在那样的情形下发生！
我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黄博宜在一听到了录音带中的尖叫声之后，就认出了是安小姐的声音，是以他才心慌意乱。
我感到我的推测离事实越来越近，现在，唯一不能解释的，是为甚么黄博宜要将那卷录音带寄给熊逸，而不交给当地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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