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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无论是身材，还是面容。他的舞姿很飘逸，脖子挺直了，头高高地仰着，满头的金发也轻轻地舞着。他真是很自信的人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跳起高雅的舞蹈来了，我抬头去看咖啡厅里的其他人——一个男生在低着头认真读书，还有两个女生压低了声音在聊天——却并未留意那芭蕾。看来，此等音乐和舞蹈的即兴演出，在这间咖啡厅里，也并非特别希奇的事儿呢。
一段跳罢，琴声还未停，清秀男生已经收了舞步，穿起黑呢子的大衣，和朋友向着咖啡厅的大门去了。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背影走了几步，脑子里还想着那芭蕾——应该是跳的不错吧，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和电视上见到的无异呢。一时间，我有些崇拜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了。
我把目光转回来，在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留连了片刻：桌子上很干净，只留下两只纸杯，里面似乎还有水；那桌子下面。。。那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定是那跳舞的男生遗落的。我连忙起身去拾起那围巾，质地很是柔软细腻。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快步追出咖啡厅去。我的羽绒服留在餐厅里顾不上穿，屋外的寒意立刻就钻透最贴身的衣服了。我跑过去叫住那男生，把围巾迪给他，他笑着说谢谢，大团的白气从他口中冒出来。
我快步走回咖啡厅里。密西根的冬天果然是严寒的，大约有零下二十度吧？只在外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有些冻僵了。
我哈一口气在手心，抬手捂住冰凉得几乎失去只觉的耳朵。钢琴的音乐已经停了，那弹琴的女生也不知去向了。只片刻而已，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餐厅里立刻变得更加空旷了，只留下一地白茫茫的冬日午后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向那张落地的窗，刚才低声聊天的那对女生正穿过雪地上开辟出的小路走远，而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有个花花绿绿的身影正向着咖啡厅走来。我注视着那身影——戴着帽子，帽檐儿压得极低。帽檐儿下大约是一副眼镜，一对镜片反射着阳光。
我终于看清，是阿文正向着咖啡厅走来了。
这一件花花绿绿的大毛衣跟上次那一件相比，要更加肥厚很多，所以连羽绒服他也省掉了。但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花哨肥大的毛衣，是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的。
阿文走近咖啡厅的大门了。 我连忙低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几乎感觉到水面被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未完待续）
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无论是身材，还是面容。他的舞姿很飘逸，脖子挺直了，头高高地仰着，满头的金发也轻轻地舞着。他真是很自信的人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跳起高雅的舞蹈来了，我抬头去看咖啡厅里的其他人——一个男生在低着头认真读书，还有两个女生压低了声音在聊天——却并未留意那芭蕾。看来，此等音乐和舞蹈的即兴演出，在这间咖啡厅里，也并非特别希奇的事儿呢。
一段跳罢，琴声还未停，清秀男生已经收了舞步，穿起黑呢子的大衣，和朋友向着咖啡厅的大门去了。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背影走了几步，脑子里还想着那芭蕾——应该是跳的不错吧，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和电视上见到的无异呢。一时间，我有些崇拜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了。
我把目光转回来，在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留连了片刻：桌子上很干净，只留下两只纸杯，里面似乎还有水；那桌子下面。。。那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定是那跳舞的男生遗落的。我连忙起身去拾起那围巾，质地很是柔软细腻。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快步追出咖啡厅去。我的羽绒服留在餐厅里顾不上穿，屋外的寒意立刻就钻透最贴身的衣服了。我跑过去叫住那男生，把围巾迪给他，他笑着说谢谢，大团的白气从他口中冒出来。
我快步走回咖啡厅里。密西根的冬天果然是严寒的，大约有零下二十度吧？只在外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有些冻僵了。
我哈一口气在手心，抬手捂住冰凉得几乎失去只觉的耳朵。钢琴的音乐已经停了，那弹琴的女生也不知去向了。只片刻而已，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餐厅里立刻变得更加空旷了，只留下一地白茫茫的冬日午后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向那张落地的窗，刚才低声聊天的那对女生正穿过雪地上开辟出的小路走远，而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有个花花绿绿的身影正向着咖啡厅走来。我注视着那身影——戴着帽子，帽檐儿压得极低。帽檐儿下大约是一副眼镜，一对镜片反射着阳光。
我终于看清，是阿文正向着咖啡厅走来了。
这一件花花绿绿的大毛衣跟上次那一件相比，要更加肥厚很多，所以连羽绒服他也省掉了。但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花哨肥大的毛衣，是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的。
阿文走近咖啡厅的大门了。 我连忙低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几乎感觉到水面被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