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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这是我精神中的一个秘密。我手抄了东坡在密州的所有笔迹，然后装订成一个小册子。98年有一个关于东坡的年会在诸城召开，我的拖拉机和冠盖云集的专家学者们并驾齐驱，年会上该有多少惊人的成果和连珠的妙语，但那干我底事？我也好，专家学者也好，谁都不是苏东坡。
我从这一年开始“庸俗”我说脏话，无所顾及的在公路上撒尿，面目和衣着上落满尘屑，而且散发着浓烈的腥气（因为饲料的主要原料来自于发育不良的雏鸡和鸡的各种脏器）。但回到单位还是得循规蹈矩。我终于得到了承认，那就是上了套，适应工作比较快，部分的表现出了成熟的气质。
我说过，老金是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的人，家庭也挺困难，一家四口，妻女三人待业，生活全靠他的工薪。但他很关心我。有时见我太累，就让我休息，他跟车。只要他跟车配的货就得减少两吨，因为他实在是不合格的装卸工人，配多了，他也处理不了路上的意外。如暴雨、如坍包、如陡坡、如遭劫。他那年已经五十八岁了，也没必要非和青年一样的卖力。于是车主很有非议。他无奈，有时竟派他的大女儿跑长途，虽则他的女儿一样能干，但毕竟应付不了。有一次因配不上货，放空车回到日照，而我在诸城住下。第二天是他的女儿带车，我给配完货、装好车，接着领她到恐龙公园去参观。“托人找个别的工作吧，你看这个公园，多少闲人在游逛？那不是你干的活。”我说。他的女儿就在老家找了份工作。还是老金和我替换着跑。
我们果然不是经济者。鸭子是上不了架子的，我们从架子上摔了下来。那年外贸市场普遍疲软，特别是肉制品的出口总是麻烦不断，而养鸡户的极功近利又使药检总得不到通过，还有大面积的鸡瘟和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这些客观因素使我们的经营难以为继，虽然我们那么一厢情愿的去服务、服务、再服务。年底到诸城外贸结算，老金去的，哭丧着脸领回了1500元钱。再到私营业主那里一结算，更是分文现金拿不着，只是拿了一把养鸡户打给他的约两千元的欠条，让我们自己去收收试试。而我们实体的任务是三万元，考虑到实际，是无论如何得上缴一万伍的，而且是政治任务，要不财政缺口堵不上。我们只好自己凑钱。天天不见芳踪的那位是死活不交的，而我们则得人均交四千元。我如遭雷击，甚至打电话问自己的父亲自己该怎么办。参加工作四年来，因为一直工资拖欠，总积蓄不足千元，现在要交这许多，我该怎么借、怎么还？
结果还是借了钱交上。我怕的是自己就此下岗。而此时，我已开始计划结婚。
往事历历。老金突然问我：你交钱时怎么想的？我说：我怕下岗。可是我当时想到了辞职。与其被精简，还不如自己高姿态。我那时还算年轻，还可以去烟台、苏州或者北京、上海去投亲靠友找碗饭吃。
老金说：唉！我当时掉眼泪了。
这句话从一位六十多岁的人口里说出来，的确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撼。
我从小就爱哭，父亲不止一次的责备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总改不了，选择学校时不敢违拗父母的意愿，我哭过；被同学和老师误解时也哭过；与初恋擦肩而过更哭过；读书看到动情处，泪珠子就会在眼窝里打转，甚至看到倪萍哭，自己也是按捺不住。
可是，那一年，我的眼泪呢？
2005年7月31日
nbsp;这是我精神中的一个秘密。我手抄了东坡在密州的所有笔迹，然后装订成一个小册子。98年有一个关于东坡的年会在诸城召开，我的拖拉机和冠盖云集的专家学者们并驾齐驱，年会上该有多少惊人的成果和连珠的妙语，但那干我底事？我也好，专家学者也好，谁都不是苏东坡。
我从这一年开始“庸俗”我说脏话，无所顾及的在公路上撒尿，面目和衣着上落满尘屑，而且散发着浓烈的腥气（因为饲料的主要原料来自于发育不良的雏鸡和鸡的各种脏器）。但回到单位还是得循规蹈矩。我终于得到了承认，那就是上了套，适应工作比较快，部分的表现出了成熟的气质。
我说过，老金是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的人，家庭也挺困难，一家四口，妻女三人待业，生活全靠他的工薪。但他很关心我。有时见我太累，就让我休息，他跟车。只要他跟车配的货就得减少两吨，因为他实在是不合格的装卸工人，配多了，他也处理不了路上的意外。如暴雨、如坍包、如陡坡、如遭劫。他那年已经五十八岁了，也没必要非和青年一样的卖力。于是车主很有非议。他无奈，有时竟派他的大女儿跑长途，虽则他的女儿一样能干，但毕竟应付不了。有一次因配不上货，放空车回到日照，而我在诸城住下。第二天是他的女儿带车，我给配完货、装好车，接着领她到恐龙公园去参观。“托人找个别的工作吧，你看这个公园，多少闲人在游逛？那不是你干的活。”我说。他的女儿就在老家找了份工作。还是老金和我替换着跑。
我们果然不是经济者。鸭子是上不了架子的，我们从架子上摔了下来。那年外贸市场普遍疲软，特别是肉制品的出口总是麻烦不断，而养鸡户的极功近利又使药检总得不到通过，还有大面积的鸡瘟和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这些客观因素使我们的经营难以为继，虽然我们那么一厢情愿的去服务、服务、再服务。年底到诸城外贸结算，老金去的，哭丧着脸领回了1500元钱。再到私营业主那里一结算，更是分文现金拿不着，只是拿了一把养鸡户打给他的约两千元的欠条，让我们自己去收收试试。而我们实体的任务是三万元，考虑到实际，是无论如何得上缴一万伍的，而且是政治任务，要不财政缺口堵不上。我们只好自己凑钱。天天不见芳踪的那位是死活不交的，而我们则得人均交四千元。我如遭雷击，甚至打电话问自己的父亲自己该怎么办。参加工作四年来，因为一直工资拖欠，总积蓄不足千元，现在要交这许多，我该怎么借、怎么还？
结果还是借了钱交上。我怕的是自己就此下岗。而此时，我已开始计划结婚。
往事历历。老金突然问我：你交钱时怎么想的？我说：我怕下岗。可是我当时想到了辞职。与其被精简，还不如自己高姿态。我那时还算年轻，还可以去烟台、苏州或者北京、上海去投亲靠友找碗饭吃。
老金说：唉！我当时掉眼泪了。
这句话从一位六十多岁的人口里说出来，的确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撼。
我从小就爱哭，父亲不止一次的责备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总改不了，选择学校时不敢违拗父母的意愿，我哭过；被同学和老师误解时也哭过；与初恋擦肩而过更哭过；读书看到动情处，泪珠子就会在眼窝里打转，甚至看到倪萍哭，自己也是按捺不住。
可是，那一年，我的眼泪呢？
200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