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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5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希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时间在我身上，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6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18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3年，划成分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20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娘娘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了。“王娘娘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鸡肚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这本写自己成长的书一共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碑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饭店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的孩子。
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5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希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时间在我身上，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6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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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18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3年，划成分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20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娘娘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了。“王娘娘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鸡肚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这本写自己成长的书一共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碑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饭店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