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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
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
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
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
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
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47)。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
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
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
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
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
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47)。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